去年年底至年初，中国股市又一波较大调整，管理层采取了一些行政手段出手救市，及时稳住指数，效果并不理想。“但是，救市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还是要靠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以建立股市自我康复和持续发展的机制。”朱建弟说。

谈到“减持”，朱建弟建议，要区分原始控股股东和风险战略投资者，原始控股股东应严格限制其减持套利，应让他们通过经营好上市公司以分享股价上涨和分红的利益。而上市前溢价进入的VC和PE，在上市后理应允许他们减持退出。这样既可防止上市时价格炒作，有可加快风险投资资金的回流。

再次，严格追究中介机构把关责任。监管机构要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中介机构违法失职行为，督促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要引导中介机构从关注“可批性”转向“可投性”，为投资者提供可投资的标的。同时，在责任界定上，要厘清发行人的诚信责任和中介的把关责任，即不能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混淆。

首先，要让投资者真正承担起“买者自负”的责任。要让投资者真正理解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前提是市场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既要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又要杜绝投资者不合理诉讼。

如何尽快恢复投资者信心？朱建弟认为，要推动各部门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金融管理机构，特别是如央行、发改委这样的综合管理部门，应当密切关注市场的稳定性，协调不同部门采取稳定市场的措施。

他认为，理顺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关系至关重要，各市场参与主体只有各自归位尽责，承担起自身的法律责任，整个资本市场的生态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华体指数即时指华体网“股市下跌时，市场往往就暂停IPO。我认为这种做法有点片面。现在不是上多了，而是退少了。应该加大退市力度，才能止住股市的出血点，让股市恢复生机。”在今天（3月5日）下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市工商联副主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在审议时呼吁，理顺资本市场关系，尽快恢复投资者信心。

其次，要压实上市公司责任。“这种责任既包括信息披露的责任，又包括规范运作的责任；既包括市值管理的责任，又包括给股东回报的责任。”朱建弟说，对于长期市值低于净资产的公司，长期不给投资者分红的公司，要推出切实可行的处罚措施，比如限制融资，同时，要大力改革独立董事制度，建议修订独立董事提名和选举产生办法。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比例，应当与中小股东整体持股比例大致相当，以改变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朱建弟建议，构建符合我国实际并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退市制度；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退市指标体系并严格执行。支持上市公司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以吸收合并、股东收购、转板等形式实施主动退市。对欺诈发行的上市公司实行强制退市。明确退市公司重新上市的标准和程序。逐步形成公司进退有序、市场转板顺畅的良性循环机制。

再次，加速股市吐故纳新。股市下跌时，市场往往就暂停IPO。朱建弟认为这种做法有点片面，“现在不是上多了，而是退少了。只有源源不断好的公司上市，才能增厚投资者的权益；只有加大退市力度，才能止住股市的出血点，让股市恢复生机。”他建议，在当前时点，我们不妨推出这样的政策：沪、深两市5,000多家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足够，退一家，上一家，以加大沪、深交易所退市的积极性。

其次，要加大发行人的诚信责任。“要使投资者‘买者自负’，那就必须使‘卖方有责’。”朱建弟认为，卖方的责任第一就是信息披露责任，要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第二，发行人拿了投资人的钱，必须履行招股说明书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向和股利分配政策，要给投资者回报；第三，发行人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第四，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如何建立股市自我康复和持续发展的机制？在朱建弟看来，首先要理顺各市场参与主体的关系。从总体来看，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长期投资回报较低，股市价值发现和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同时加大投资端改革。”朱建弟认为，要鼓励证券投资基金、理财资金、保障资金、社保基金、退休养老基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入市，降低外资准入门槛。以加大中长期资金引入力度为重点，以优化资本市场投资生态为基础，以建设一流投资机构为抓手，全面推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着力提高投资者长期回报，促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居民财富的良性循环。同时改善二级市场的生态环境。对于再融资，目前价格锁定方式容易带来寻租现象。建议按再融资实际发行时的市场价格随行就市，发行完就有流通权。选择再融资就可从市场的利空因素成为牛市时抑制市场过热，熊市时支撑市场底部的自动调节器。

最后，要重塑监管部门的责任。注册制全面推行后，证券监管部门要加快监管转型，由事后大案要案的处罚，转向推进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大案要案的根源在于资本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缺失。因此好的监管体系，不在于查处了多少大案要案，而在于不发生大案要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