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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腾社区有居民6878户1.2万余人，而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3人。“过去，由于系统多、操作复杂，一个网格员一上午只能办理五六名居民的业务。”江腾社区党委书记肖俊说，系统整合后，填报一次信息就可实现多个终端共享、多次填报共用，办事效率提高，网格员有更多时间进楼栋，将服务前移。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各类民生事项办理涉及多个平台。不同的政务平台、系统终端，相互之间数据不连通，需要频繁切换系统、多头填报数据。

既要减负担，也要提效能。无锡市相关部门通过建强城市大脑，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智慧终端，及时发现城市治理和应急处突中的常见问题，第一时间协调专业力量前往处置。滨湖区胡埭镇龙延村有居民发现，青云桥与道路接驳处有缝隙，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便向村里反映。龙延村党委副书记王康在城市事件平台“滨湖智耳”上及时处理，很快完成了事件受理。

滨湖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周蕾告诉记者，该平台将“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与“12345”热线处置机制相融合，构建了多维发现、智能推送、精准处置、高效联动的城市事件处置体系。“智慧终端的应用本该让我们的工作提速又提质，如果反而增加了指尖上的负担，那就本末倒置了。‘滨湖智耳’平台的推行，提高了工作效率，达到为群众排忧、为基层松绑、给干部减负的效果，让大家有更多精力抓落实。”王康说。

在基层，帮扶类政务应用多，此前一直是驻村干部反映较多的问题。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沟底村驻村第一书记任鹏自脱贫攻坚起至今，一直在该村帮扶，他的感受比较明显：“前几年，省、市、县不同层级都有单独的政务应用，同样的数据、照片要重复上传。这几年，地方平台接入国家的防返贫监测平台，一次性上传相关资料，脱贫监测数据填报压力小了很多。”

2021年以来，武汉市对在社区使用的48个系统终端进行整合，取消社区系统终端17个、整合17个、连通14个，通过城市大脑共享18类数据，实现社区基础数据“一表共享”，基层业务“一端直办”，各类系统“一门登录”。目前统一的“社区工作平台”已覆盖全市3476个社区(村)。

记者在江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看到，刘雯电脑上的“社区工作平台”系统里汇集了“湖北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武汉市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武汉市综治网格化信息系统”“湖北就业服务信息系统”等30余个系统终端，随机点开一个系统，便能很快跳转到相应界面。

电脑网页收藏夹里存了三四十个网址，账号密码记在不同的笔记本上，每次群众来办事，都要在几个不同的网址、手机应用间切换……这曾是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道江腾社区网格员刘雯的工作状态。

随着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无锡的基层干部花在“盯群”和“爬楼”上的时间减少了，释放出更多精力改进作风、实干为民。黄明烽有了更多时间到田间地头，跟群众面对面沟通交流，解决实际困难。

45岁的社区居民赵大姐前来办理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输入身份证号码后，刘雯在系统里很快查询到赵大姐的就业状态及医保、社保缴纳情况。同时她的年龄、户籍等基本信息自动匹配进系统，无须填报太多内容，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业务办理。

某地驻村干部王某的微信里，光工作群就有33个。日常工作中，他常常需要回复各类工作群的消息，还有一半左右的工作群需要上传各项资料和照片。在一些地方，针对同一项工作任务，基层干部还需在多种政务应用或者微信群上传工作留痕照片或完成“打卡签到”。

同样感到负担减轻的，还有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道公共服务办主任罗静。“过去手机里有30多个工作群，还经常被拉进一些临时组建的工作群里。天天盯着手机看，怕漏掉重要信息。”罗静告诉记者，现在市里建设了统一的电子公文集约化平台，重要信息和公文都在内部OA系统上传送；微信和QQ工作群都大幅精减，只保留了几个必要的。

针对工作群过多等问题，很多地方采取了整治措施。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对全县各单位的微信群、QQ群进行摸底排查，掌握名称内容、用户数量、功能定位、适用范围及频率，列出清单条目并对排查梳理出的微信群、QQ群逐一研判，重点看是否存在多头重复、强制使用、滥用排名、过度留痕等问题。

在基层工作近20年，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张镇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明烽坦言，以前微信工作群、小程序多，一项工作建一个工作群，群里“嘀嘀”响，就要及时查看手机并回复“收到”，而且还要发送各类电子材料，占用了很多工作时间。

近年来，无锡市持续推进政务应用、微信群规范清理，已清理面向村、社区或延伸到村级组织的政务应用8个、新媒体公众号8个、微信小程序44个、网络工作群组749个。惠山区根据工作实际全面梳理“一事多群”和使用频率较低的工作群，对排查出的冗余微信群开展整治。

欧洲杯官网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从“办公桌”走向“指尖”，变味的“工作群”“政务APP”给基层干部增加了负担。

“目前，对驻村干部的要求是‘遍访’，每进一户，需要拍照、上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西部某省基层干部说，“基本的留痕是必要的，也对工作开展有帮助。”

“以前，我们在工作中经常使用线上执法服务平台。每天要上线登录，注意查看最新的任务信息，还要实时将巡查走访的情况‘打卡’，形成清晰的行动轨迹，定期上传巡查中发现的不文明行为、违章违建等问题，并附加整改前后对比图以及简要文字说明。”某网格员向记者介绍。

武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纪委监委机关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组织全市相关单位，对原有的600多个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逐一研判，对长期闲置、使用频率低、功能可替代、与业务脱节等类别逐项清理，整合保留一批办公类、管理类、学习类应用程序；同时强化网络工作群规范管理，2023年以来核查处置问题线索5个，指导提示相关单位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围绕“使用中强制推广下载、过度留痕、多头填报”“结果运用中滥用排名、强制考核”“政务应用建设中过多过滥，某些应用使用频率低”等问题，本报记者赴多地探访，呈现基层深化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进展情况。

青海在《关于促进政策落实减轻基层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的十条措施》中提出，坚持从源头抓起，从省级机关做起，不得简单将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应用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从考核的层面，对基层“指尖留痕”进行整治。

其实，之前已经有一个专门的网格应用平台可以填报相关事项，多了线上执法服务平台后，许多事项还要重复上传。该网格员说：“一些事件本来该由执法部门处置，已经超出了网格员的处理范围。额外在线上执法服务平台填报这些内容，多了一个环节，对解决问题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针对多头填报、重复使用等问题，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应措施。注销“僵尸账号”、整改程序应用、合并重复群聊……青海开展全省政务新媒体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对已停止维护但尚未注销政务账号的情况进行摸底；对不符合要求的政务应用、网站、公众号、小程序及各类工作群进行全面清理，让基层干部的手机“轻”起来、负担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