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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策配置“重南轻北”，湾区北部平台难以发挥出示范引领的“标杆效应”和辐射带动的“外溢效应”。大湾区北部区域虽然有多个国家级省级平台，但与大湾区南部深圳前海、南沙不断出台的国家政策相比，乏善可陈。大湾区北部平台自身在滚动发展，外溢效应不显，尚未成为具有辐射带动周边发展的增长极。

二是综合交通体系内畅外联，要素集聚扩散能力突出。白云机场2023年旅客吞吐量全国第一、世界第十三，货运量全国第二、世界第十。广州北站计划到2025年将成为18台36线的大型枢纽；花都港是国家二类口岸、内外贸一体；白云大田站开通中欧班列，是国家18个国际港之一，是大湾区连通“一带一路”的世界级铁路物流枢纽。

四是推进港产城人文智融合发展，创新推进开放合作和区域协同发展。依托湾区北部生态本底优势，强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打造“交通枢纽港+岭南人文特色+城市品质优良+产业动能充沛+公共服务完善”的湾区新极核，发挥出增长极的辐射带动和外溢效应。同时，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为引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国内国际要素循环畅通、高端资源交互融通的新枢纽。创新推进大湾区北部行政区与功能区、经济区协同发展，理顺与市空港、花都、白云的关系。加强与黄金内湾各大平台合作，推进广深双城联动、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辐射联动泛珠，引领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英亚体育手机app官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当下，大湾区存在“南强北弱”问题，导致对粤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不够，并且影响了与珠江—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通道等国家战略的联动，亟待高位统筹破局。

一是战略能级不断提升，政策优势渐显。从广东的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到广州“北筑极核”，再到叠加多重国家省市级战略平台如临空经济示范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国家级平台；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联动发展区、省级开发区、湾区北部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区等省级战略。

二是顺势而为，顺应城市“向空而生”的趋势。世界经济正迎来继海运、河运、铁路、公路之后的“第五冲击波”——空运。依托大交通，布局建设开放门户，打造增长极，也是国内外先进地区发展的重要经验。如上海东有东方枢纽、西有虹桥枢纽，构建“东西两翼齐飞”的开放国际枢纽。对于广州而言，应强化北部增长极的高位赋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开放门户新枢纽”，成为“国家新门户、开放新枢纽、湾区新客厅”。

三是区位土地条件优越，人文生态资源丰富。大湾区北部土地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开发强度低，如花都区面积970.04平方公里，建成区不到160平方公里；白云区面积795.79平方公里，建成区不到180平方公里。

三是打造以枢纽经济为牵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广州北部增长极要发展枢纽经济，突出发展资源配置能力强的枢纽偏好型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将大设施“交通流量”变为“区域留量”“经济增量”，从“交通枢纽”走向“经济枢纽”“开放枢纽”“要素配置枢纽”。同时，积极为国家制度型开放探索新路子、积累新经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统一大市场，构建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构建与枢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

三是交通枢纽与经济发展的系统衔接不畅，大交通与大开放、大发展脱钩。大湾区北部有机场（白云机场）、铁路（广州北站、大田站）、港口（花都港）等空铁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但大交通功能、经济功能、开放功能和城市功能脱钩，大交通的经济发展动力源功能发挥不足。

一是拓宽视野，“跳出广州看北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是基于开放型经济、经济区视野布局的。对于广州而言，应“跳出广州看北部”，这不仅是广州的北部，是大湾区的北部，更是西部陆海通道、珠江—西江经济带、粤桂黔滇高铁经济带，乃至泛珠、“一带一路”和湾区联动的枢纽。

四是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大湾区北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花都正构建4大“枢纽+”现代产业体系，白云区正全力打造“六大千亿级”和“六大百亿级”现代产业集群。开放型经济高速增长，2023年，白云机场综保区进出口总额为429143.69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