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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黄孝纪四处辗转没找到工作，带的钱快花完了，他有次只能在路边的水泥涵管里蜷着过夜。“两天只吃了一包饼干、一碗面，肚子饿得难受。我甚至对路边的野狗啃一块骨头，都充满了羡慕。”黄孝纪后来在书中回忆那段辛酸经历：他在广州火车站准备买票回家，身上仅有的二十元五角钱被几个混混抢走。后来他揣着好心人给的1元钱，在郊区工地找到了堂兄黄三节。

2009年12月，武广高铁开通运营，每天一百多趟列车经过八公分村。铁轨和高铁大桥将村庄一分为二——105户村民仍住在老村，拆迁的120多户搬进新村。新村老村隔着河，相距数百米。

初中毕业后，黄孝纪考上永兴县三中。他每周从家里带一罐咸菜，走30里山路赶到学校。和大部分同学一样，他每餐到食堂用饭票打饭，端到寝室后夹咸菜下饭。一罐咸菜连续吃一周，得省着吃。

当时三十多岁的黄三节是八公分村第一个打工人。1981年他南下广州，在郊区做些挖土修沟的零工，后来装修粉刷房子闯出一条路。此后掀起的打工潮中，八公分村的人外出务工大多到广州“搞粉刷”。

此后，120多户村民陆续搬迁到安置区，成片的老屋被拆除。两年后，八公分村铺设了2公里铁轨，建成800多米长的高铁桥——八公分大桥。

黄孝纪至今还记得不少儿时看过的影片，比如《地道战》《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等。《少林寺》放映后，生性顽皮的“鼎罐”黄孝纪，和一帮小伙伴比试功夫，时常弄得鸡飞狗跳。

2024年初，黄孝纪写完《庄稼人》一书。至此，他用12年时间，以家乡八公分村为样本写了10本书150万字，在散文界声名鹊起。他写家乡的人物、器物、食物、生物和节庆、民俗等，展现上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乡村风貌和变迁。

黄孝纪的多本散文集被广西人民出版社列为“中国乡存丛书”。该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白竹林告诉澎湃新闻，将继续与黄孝纪合作，为后人留下更多乡土记忆，“黄老师从农村出来的，有大地的本色。”

“过去新生儿成活率低是由于医疗条件差，接生娘缺乏医学常识。”黄孝纪在书中记载，那时的婴儿出生后，接生婆处理脐带，或是找一把家用的剪刀剪断，或是用食指将脐带绕一圈扯断，或是用尖锐的指甲掐断，然后用苎麻丝扎住伤口就完事。这容易造成脐带伤口感染甚至导致破伤风。

阳春三月，大地回暖，八公分村的山岭田野绿意盎然。黄孝纪曾在《柏树有多少种死法》一文中，为家乡七八棵古树在分田到户时被砍而惋惜。令他欣慰的是，村后那棵半枯的古樟，几年前已贴上保护标签。

黄孝纪认为八公分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体现了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和交汇。他决心用文字保留远去的乡土记忆——为家乡写书立传。

一年中除了春节等重要节日，黄孝纪几乎“闻不到肉味”。他母亲偶尔从集市买回几团白花花的油腻猪膏，切成块后粘米粉煮熟，黄孝纪吃得“香喷喷”，能解馋一阵子。

2018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出版，获得孙犁散文奖。一年后出版的《瓦檐下的旧器物》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家乡的变迁，令黄孝纪感触颇深。他经历了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改革开放、工业化与城镇化等时代变革，传统农耕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他为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欣喜，另一方面，他看到传统村庄正在“老去”：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孩子留守村庄；大量农民不再种田，不少土地被抛荒；泉流被工程截断，古树被砍伐，老建筑被铲除，传统文化继承乏力……

两年后，从湖南省建筑学校村镇建设专业毕业的黄孝纪，分配到永兴县建材厂，成为“吃国家粮”的企业干部。开心的父母杀了一头猪去卖，给儿子买了一辆松鹤牌自行车，让他骑车风光地去上班。

“我常想，我能为故乡做些什么呢？”黄孝纪在“八公分系列”《老去的村庄》一书中写道，自己关于家乡的情感和记忆，如同村前那条小河一直流淌。一方面，他为乡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欣喜；另一方面，他对一些传统农耕文化的凋零感到忧虑。

在那个年代，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们共同劳动，按“工分”分配。生产队计工分一般有两种方式——底工和定额工。底工指劳动一天的工分，年富力强劳动力的底工是十分。

孩时的黄孝纪，常常和小伙伴在村前的稠树下玩猫捉老鼠，或者五六个人环抱宗祠边的老枫树，仰望枝上的喜鹊窝；孩子们有时在石板巷展开弹弓“大战”，有时结伴去田里捉泥鳅，有时跳到河里游泳嬉戏……过年或其他节日来临，则可以看戏，看耍狮子、舞龙灯。

那时，村里的妇女都在家生孩子，一般由接生婆——俗称“接生娘”来接生。黄孝纪曾有两个未曾谋面的姐姐，出生后因“脐风疾”而夭折。

“我想记录一个乡村在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保留那段乡土记忆。”近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黄孝纪说，他坚持以八公分村为样本进行写作，呈现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也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某些参考。

“当时我母亲听了很高兴。”黄孝纪回忆。他从小酷爱文学，在广州街头流浪时也怀揣《叶赛宁诗选》。2000年，31岁的他和另一位诗人合作出版了《双鹄集》。半年后，母亲去世。黄孝纪将自己的诗集翻开，盖在母亲脸上。入殓后，他用薄膜包着书，放在了母亲枕边。

1993年，永兴县经济开发区需要懂建筑规划的人，便把黄孝纪从建材厂调了过去。几年后，他当上开发区规划建设部的“小领导”。

1985年前后，八公分有人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主人将电视机摆到屋前空坪上，每晚几十上百号人围着观看。这户人顺便办起了代销店，卖些日用品和零食。

2006年，喜欢文字工作的黄孝纪成为《郴州新报》的记者。五年后，他去浙江做起了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稳定下来后他开始写作，他的文字世界总离不开养育他的八公分村。

推开“老厅屋”陈旧泛黑的木门，里面是荒废多年的大厅，天井下长满杂草。这房子解放后由集体分给黄孝纪父亲和另外4户社员，大厅侧门里是以前各户居住的小房间。

2019年黄孝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后他陆续写作出版了《老去的村庄》《八公分的时光》《故园农事》等散文集。他的《一个村庄的食单》获冰心散文奖，《节庆里的故乡》等四本书入选全国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

分田到户后，随着杂交水稻推广和农药化肥的应用，八公分村解决了温饱问题。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得到减轻，村民们交公粮、交税成为历史。

中学时的黄孝纪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力。最忙碌的农活，要数暑假时的“双抢”——在立秋前抢收早稻、抢插晚稻。黄孝纪和家人每天早出晚归，在火辣的太阳下割禾、打谷、拔秧、莳田……晚上回到家筋疲力尽，第二天又得早起干活。

“我父亲底工是九分，母亲是七分，二姐十三岁时的底工是三分五厘。”黄孝纪回忆，他和三姐当年是学生不属劳动力，自然没有底工，但可以挣定额工，就是完成一定劳动量计工分。比如割稻谷按面积计工分，摘油茶果按重量记工分。黄孝纪那时常参加一些定额工的农活，跟家人一起莳田、割禾、摘油茶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孝纪的大姐是村里最后一位接生娘——那时也叫接生员，经过卫生部门培训。九十年代后，乡村通了公路，产妇分娩前会送到乡镇卫生院，新生儿夭折的事便极少发生了。

1987年，黄孝纪高中毕业。同届的6个班只有7人考上大中专。分数比大专线差1分的黄孝纪，填中专志愿时报了建筑学校，“以后可以为村里修桥”。

2006年，八公分村遇到建村六百年来的大事——拆迁，因为高铁要进村了。武广高铁作为我国第一条长途高铁干线，其设计路线自北往南穿越八公分村。这里作为沿线最大拆迁点，约一半人得拆迁。

孩子长到七、八岁，就不能成天玩耍了，得帮家里干些轻活。黄孝纪对上山捡柴的印象很深。而到了十多岁，他就帮家里“挣工分”了。

当地有用油茶果榨油的传统。每年霜降后，黄孝纪便和家人到山上摘油茶果。果子装满箩筐，一人一担地挑下山。山坡陡峭无处放筐歇脚，累了也得咬牙坚持，要是一松劲箩筐翻倒，油茶果滚落山坡就无法收拾。

站在油茶山，对面的八公分村尽收眼底，不时有高铁列车从旧村、新村之间呼啸而过。谈到家乡变迁，黄孝纪认为，经过农耕与工业两种文明的冲突、交融，今后的乡村必然形成物质与精神契合发展的社会生态。

迁建的八公分新村，巷道宽阔、房屋整齐，建了广场、池塘；自来水、水泥路、有线宽带等设施得到完善。这里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

湖南省永兴县八公分村是典型的南方村庄，黄孝纪在这里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人民公社大集体、分田到户、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社会变革。从挣工分、单干到打工潮，传统农耕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高铁呼啸而来，六百多年闭塞安宁的八公分村，经历拆迁和新农村建设后迈向振兴之路。

他还在襁褓时食量就不小，尤其爱吃母亲咀嚼的饭团。接生婆逗他：“以后怕是能吃下一鼎罐饭！”于是，黄孝纪便有了“鼎罐”称号。

那时期的村庄面貌，像一幅山水画印在黄孝纪脑海。村中巷道铺着青石板，两边是土坯房或青砖房，坪地上的古树枝叶繁茂；村里人来人往，朝门和宗祠是主要公共场所；村前有一条四季不枯的河，对岸是成片的稻田和油茶林。

华体会app今年55岁的黄孝纪是一名乡土文学作家，八公分村是他的家乡。18岁那年，他成为村里第一个通过高考“走出农门”的人。此后三十余载，他在城市间辗转奔波，与家乡的联络日渐稀疏，而内心的乡愁愈发浓烈。

“这上面以前贴满我的奖状。”黄孝纪指着一处斑驳的墙壁。墙内是灶屋。他笔下曾描述这样的场景：全家人劳动一天回到家，灶屋里点了一盏煤油灯，母亲烧火煮饭，父亲坐在长凳上抽土烟。“饭后我将煤油灯移到宽板长凳，双膝跪地，伏在凳灶之间写作业。有时一不小心，额前头发就被灯盏的火焰烧得焦臭。”

年少时的黄孝纪最爱过年——能够吃上好几餐猪肉。那时几乎家家都养猪，年底杀猪可计工分。“养猪的社员除了留一盆猪血，所有的猪肉和内脏都归集体。”生产队再按人口和工分来分猪肉。

对于写书，黄孝纪并不陌生。小时候村里有位老人去世，他跑过去，看到一本书遮住死者的脸——这是当地习俗。黄孝纪便对母亲说：“妈妈你以后死了，我也要写本书盖在你脸上。”

露天电影的场地选在村南的禾场。银幕挂在屋墙上，禾场中间的八仙桌摆着放映设备。晚饭过后，村里男女老少带着凳子，密密麻麻地坐在禾场上，孩子们则占领了银幕前方的空地。放电影之前，大队支书拿着话筒作指示，这时的孩子们最烦燥。支书讲完一大通话，电影终于开演。

那时建材厂效益不好，黄孝纪只领过两个月满额工资，每月60元。厂里一年大部分时间停产，经常“放长假”。领不到工资的黄孝纪面临伙食费困难，他将新自行车跟同事换了一辆旧的，由对方补些钱。过段时间，他把旧自行车也卖了换伙食钱。后来，他干脆回家帮父母务农，还能解决吃饭问题。

干农活得有力气，得填饱肚子。八公分村人均稻田不足半亩，后来开荒种土豆——当地人叫“金子芋头”。在黄孝纪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家每年有一两个月吃不上米饭，天天吃“金子芋头”。以至后来一二十年他都不敢吃土豆，“实在吃怕了”。

黄孝纪家的老宅也在拆迁之列，这是他父母1982年建的两层瓦房——红砖墙、黑青瓦、人字屋顶。黄孝纪是全村第一户同意拆迁的，他领着4万多元补偿款，到村庄对面的安置点建了一层住宅。

医疗条件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促进了人口增长。据原村干部黄孝余介绍，八公分自然村的人口，从1958年268人，增加到现在的920余人。

走到村子对面，黄孝纪爬上陡峭的山坡，眼前一片鲜嫩的油茶树。“林权证上写着我名字呢。”他告诉记者，这片15亩的油茶林曾毁于一次火灾，没想到十多年过去，烧过的山岭上又长出一株株新树。

距县城40公里的八公分，是位于山岭下的狭长村落，村民都姓黄。关于村名，黄孝纪记载了一段难以考证的传说——开村始祖有七个儿子、一个遗腹子，八人平分财产，遂有“八公分”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