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三位进士的经历别具代表性。第一位是台湾首位进士陈梦球，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甲第三十一名。1683年施琅率军攻入澎湖，陈梦球之兄陈梦炜受郑克塽之命上降表，陈氏兄弟被编入“正白旗”籍。第二位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丘逢甲。甲午战争后，他三次刺血上书，要求“拒倭守土”，是台湾民众反割台斗争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带头捐献家资、号召创办义军，任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还赞助“戊戌变法”，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1912年元旦，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是唯一的台湾籍参议员。第三位是清朝最后一位台湾进士汪春源。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正在北京赶考的台籍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与在京台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等多方奔走，率先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由都察院代奏光绪皇帝，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此为“五人上书”，表达了台湾同胞强烈反对割台的决心和民意。此即台湾人的“公车上书”。

在了解历史后，便可走进“科举制度在台湾”的展厅——台湾会馆的建立与科举制度这一古代人才选拔机制关系紧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翌年设立福建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在一府三县先后设立儒学；自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开始，陆续有台湾士子渡海到福州参加乡试、到北京参加会试，在台湾会馆创建前，台湾士子赴京赶考期间多栖身于福建各县市会馆。经两岸学者对现存史料多方考证，自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10年间台湾共考中33名文进士，300多名文举人。台湾会馆内展出的文献资料及碑刻详细记录了33位台湾进士的资料。

www:6200:com北京前门地区的大江胡同里，一座造型古朴的建筑静静伫立，门头匾额上，由知名物理化学家卢嘉锡题写的“台湾会馆”四个大字龙飞凤舞，与一侧金色牌匾上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相互呼应。立于檐下，仿佛看到一幅记录百余年京台交流史的长卷徐徐展开，而新的故事仍在继续……近日，“统战新语”实地探访了北京台湾会馆。馆中四合院内，台湾会馆的历史、科举制度在台湾、在北京的台湾人、京台交流新篇章等四个单元构成的“中华魂·京台情”常设展览，让大众可以一睹百余年来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光荣历史和他们在京生活的印迹。

“在北京的台湾人”展厅内还有一件本不属于台湾会馆的展品——一块刻有“晋江邑馆”的木牌匾，同样引人注目。据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宝岛被日本割占后，许多台湾百姓搬至大陆生活，相当一部分北上京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台胞心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京创办实业……晋江邑馆是其中不少人的落脚地。创作《城南旧事》的台湾作家林海音全家曾长期居住在晋江邑馆，这块牌匾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林家的一位佣人——王姓老太太将其带回家中当作床板。2010年台湾会馆再次重张之际，才将这块牌匾购回。如今，这件曾见证台胞林海音在京“旧事”的珍贵古董同样放置于台湾会馆陈览。

会馆是从明清遗留至今的特色人文景观。北京的会馆多由全国各地的在京士绅、官员等筹资或捐资设立，旨在供本乡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时栖身暂住，同时也作为在京乡人聚会联谊的场所。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科举制度被移植到台湾。清廷统一台湾后，科举制度在台湾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方便台湾举人来京赶考，1890年前后台湾官员和在京台湾乡绅购建台湾会馆，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后，这里逐渐成为台湾同胞在京城聚会、落脚的场所。据文献记载，北京曾有两座会馆专供台湾乡举赶考居住。一是全台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现已不存在；另一处就是如今的台湾会馆，2009年台湾会馆在原址基础上重新修建、扩建，将仅有540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扩建为3800平方米地上、地下两层的建筑。

在“京台交流新篇章”展厅，展示着近10年来台湾会馆所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每一张照片背后，是一个个京台交流的动人瞬间。同样由卢嘉锡题写的“台胞之家”四个字，道尽了两岸亲人间的情愫与衷肠。自再次重张后，络绎不绝的参观来访、异彩纷呈的文化交流、美轮美奂的各式展览、精英荟萃的学术论坛以及温馨动人的台胞聚会让台湾会馆热闹非凡。史料展、书画展、摄影展、工艺展、桧木展、时装展……作为大陆民众了解台湾和台湾民众走进北京的窗口，台湾会馆在两岸的知名度日益提升；台湾会馆还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讲座等活动，并打造“台湾会馆论坛”品牌。会馆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承载力得到进一步深化，逐步成为北京涉台历史文化研究基地。未来，台湾会馆将始终作为“叙亲情、联乡谊”的“台胞之家”，为促进两岸同胞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交流搭建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