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药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要鼓励科学家、医学界和生物医药企业之间的国际交流，促进生产要素全球流动。要研究放宽医疗市场准入，促进生物医药国际合作。”毕井泉说。

酷游天下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万思瀚说“要加速创新药的研发”，百时美施贵宝首席执行官博科思呼吁“重新定义创新药”，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桢建议“完善激励创新药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武田制药总裁卫博科表示“保护知识产权才能鼓励创新”……“创新药”成为这组发言的高频词。

毕井泉强调，创新药包括能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属于全球首创、填补空白的创新；临床研究结果证明比现有标准治疗药物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创新；虽然疗效和安全性相当，但能够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给患者更多选择的创新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加快创新药等产业发展，还提到积极打造生物制造等新增长引擎、开辟生命科学新赛道等。医药行业普遍认为，这是国家层面要推动中国从医药生产大国向医药强国转变。

万思瀚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政府将生物制药产业列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凸显了该领域的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

围绕“完善创新药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毕井泉的建议包括：深化创新药临床价值的认识、加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改革创新药价格形成机制和医保支付办法、研究建立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深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切实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各项政策和加强创新药的国际合作。

他记得，美国礼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向他展示1923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出的第一张“礼来”胰岛素处方；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1936年就开始在中国本土生产；默沙东公司在1989年把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发现的青蒿素、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等，也为世界医学和人类福祉作出重要贡献。

“以辉瑞的新冠口服类药物为例，以前大概需要4年才能上市，因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药物分子设计，现在4个月就完成了测试和验证。”艾伯乐说，“创新包含很多的要素，需要齐头并进，才能够真正带来成功。”

毕井泉认为，中国具备发展创新药产业的有利条件，如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素质较高、临床研究资源丰富、审评审批制度基本与国际接轨等。2017年，中国药监机构已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的成员，ICH的技术指南全部转化为国内的指导原则。

艾伯乐表示，辉瑞想和中国的科研机构、生物制药生态系统塑造非常紧密的纽带，还因为他相信，几年之内中国就会走到生物科技、生物创新方面的前沿。

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董事长艾伯乐研究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与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稻葵对谈时，艾伯乐说，辉瑞会继续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加强与中国合作，不仅是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同时，中国在卫生健康领域推出了“强有力的政策”，“未来的可预测性强”。

中国对创新药的重视，还体现在很多具体的层面，毕井泉介绍，近年来，创新药进入医保报销目录的速度大大加快，进入医院的障碍也在逐步排除。今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对发展创新药产业提出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政策措施。

针对中国创新药研发的增长潜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毕井泉提到了一组数据：2011年以来，中国批准上市新药有500多种，占到全球的14%，在研新药项目3500多种，占到全球的33%。跨国公司购买中国企业研发项目在2022年有44起，成交额275亿美元，2023年以来有70多起，成交额近400多亿美元。

在艾伯乐看来，需要创新药的疾病种类，不止有癌症、艾滋病、精神类疾病和不少“以前都没有见过”的疾病。一些疾病的病因都还停留在假设的阶段，需要大家努力找到解决方案，除了生物科技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改变医药产业研发、实验、生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