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鸣官网

据调查，在人群中，先天性听力损失发生率为1‰—3‰。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聋哑学校还很多。到2021年，虽然特殊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聋哑学校数量却缩减了一半以上，原因是20岁以下听障人士数量快速减少。这是怎么发生的？

说到就要做到，吴皓率先垂范。他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51篇，主持或参与制定行业技术规范、指南、共识10项。在他的带领下，上海九院较早成立临床研究中心，建设医工交叉平台。2022年，上海九院成为获得上海知识产权成果奖的唯一医疗机构。

然而，仍有通过筛查的孩子，日后出现听力问题。吴皓团队选定了上海杨浦2006年幼儿园入园新生开展听力筛查，发现部分儿童是“迟发性耳聋”。团队回到实验室反复研究，找到了迟发性耳聋易感基因。数十万中国儿童，因此避免了终身聋哑残疾。

怎么办？听觉脑干植入手术能解决问题。吴皓团队迎难而上，2019年1月，他们完成国内首例儿童听觉脑干植入手术，将一枚直径仅5毫米的电路板，精准植入一名2岁儿童大脑深部的听觉中枢，通过刺激听觉神经元，让孩子对声音产生反应。极其复杂的高难度手术，相当于在钉子尖上“绣花”。

吴皓团队拟定了《新生儿听力筛查和诊治方案》，并简化成“三步法”，容易操作，很快便在上海铺开。他们还撰写了一份全国各地听力筛查情况的调研报告。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启动全国贫困地区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涉及49万例新生儿。随后，各地相继开设听力障碍诊治中心，如今我国已实现地市级全覆盖。

2024年，这个孩子已经7岁，和同龄的正常孩子一起读小学。上海九院也成为国内从事儿童听觉脑干植入手术实力较强的治疗中心，已经完成108例手术，平均手术时间缩短至5个小时左右。

发达国家都有新生儿听力筛查系统，但成本较高、操作复杂，还需要培养专业听力师。吴皓团队几经研究，锚定操作简便的耳声发射技术，哪怕是乡村医院的产房护士，经过培训都可掌握。但技术也有缺点——存在假阳性。他们继续钻研，发现在婴儿出生72小时前后筛查，假阳性比例最低；首次筛查存疑的孩子，出生四周后回访复测，可继续降低假阳性风险。

耳蜗是听力受损的关键部位，早期植入人工耳蜗是重建听力的重要手段。吴皓团队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1岁以内植入，手术安全性良好，术后孩子的言语发育、环境适应和社交能力都会显著提高。

年轻医生，经常能听到吴皓语重心长的教导：“医生做科研，要做有意义的科研，要通过科研解决临床问题。”“优秀医生不光要会开刀，还要成为科学家。”“医院一直提倡科研，基础、临床、应用、转化都重要。”

如今，吴皓还会经常回忆起1996—1998年，在法国做临床博士后的经历。当时30岁出头的他，以顽强的毅力学法语，通过法国外籍医生考试，成为住院医师。“否则只能‘看手术’，不能‘动手术’。”吴皓说，在眼耳鼻喉各路神经密集的颅底方寸之地做手术，风险太高，一点点失误，都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

作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皓担任了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在耳聋、听神经瘤、颈静脉孔肿瘤等高难度手术领域，累计完成耳神经颅底手术5000余例。

能不能从一出生就“找”到他们？2001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吴皓，担任儿童听力筛查中心的首任主任，带领团队尝试在产房开展大规模新生儿听力筛查。

“我国20岁以下聋哑人大幅减少了！上海的聋哑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的22所，到现在只剩下两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耳科专家吴皓说，如今他正争取让聋哑儿童人数无限接近于“0”，继而再向阻断阿尔茨海默病的继发因素之一——老年听力丧失发力。

5年前起，吴皓团队在上海宝山、浦东选择典型社区，建立老年人听力健康研究队列，开展基因测序和干预研究，以便弄清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到底是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再判断能否通过基因筛查提前干预，也希望发现新的药物。他们还调查了长期在高噪声环境中工作人群的听力受损情况，寻找对噪声敏感的基因……

后来，担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新生儿疾病筛查听力诊断治疗组组长的吴皓，通过调查发现：一些患儿先天就没有听觉神经，无法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恢复听觉。

沐鸣官网吴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耳科学和听觉医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累计完成耳神经颅底手术超过5000例。牵头建立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规范，并在全国推广。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等。

近年来，上海九院的医生们很重视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2022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中，上海九院一举斩获3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人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同时，吴皓团队在《自然·通讯》发表成果：首次在分子层面揭示耳蜗突触病变的新机制。